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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舆论多元化的时代，“站队”成为越来越难的事情，有时候新闻反转之快让人来不及调整围观姿势。比如正当吃瓜群众嗑起瓜子，准备看林丹的好戏时，谢杏芳的反应好像是剧情刚刚入港，老妈却把电视关了让你去写作业，噎得人脖子都直了。所以让新闻飞一会，是一种适宜的态度，这样才更能更好地认识现实之复杂。

　　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，在前几天的一篇文章里说到扶贫工作中部分贫困户缺乏感恩心。比如不思进取、等靠要，甚至无理取闹。文章切中基层工作的难点，说出了很多基层干部想说又不敢说的话，但也受到来自体制外的批评。在新闻评论区里，两派观点掐得很凶。

　　不过昨天另一条新闻反映的问题，则与陈行甲的文章维度相反。湖北恩施州的电视问政节目上，巴东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黄某驻村扶贫弄虚作假被拍成专题片播出。黄某为了应付检查，实际驻村47天，却虚报为117天。还虚开住宿发票，领取补助津贴。与此类似的还有武汉，也是在电视问政节目中，当地贫困户反映扶贫干部“拍个照就走了”。有的甚至连面也没露，仅仅打了个电话，就算联系群众了。我不想说什么打不打脸的话，只是觉得当基层干部和基层群众反映的都是事实，但相互之间的归责却在打架时，一定是存在更深层的、体制性的问题，才造成了双方的拧巴。

　　扶贫本来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，但十八大以后，它的重要性一下子提升了起来。按照十八大规划，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但如果在小康社会里仍然存在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，显然是说不过去的。去年底，中央专门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，要求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。因此脱贫就成为眼下的显性工作。

　　在这种背景下，层层施压，分解任务，定时考核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路径依赖。就如湖北恩施州，今年就规定9个乡镇、257个贫困村要摘帽。地方政府普遍将扶贫任务与年度绩效、干部考核选拔任用挂钩。而这似乎又成为基层政府的两难困境，不搞硬性规定，难以确保工作力度，而这样做了，下级政府又难免搞出各种应付的荒唐之举。比如自己做饭都困难的八旬老人，扶贫工作队却给他送来100只鸡搞养殖。

　　暗访督查，当然是一种必要的监督方式。但如果不能以一种润物无声的长效方式，来代替摊派式扶贫，这种形式主义很难根除。当年王安石为了减轻农民被高利贷剥削而推行青苗法，结果地方官为了多多完成任务，强行让本不需要的农民向官府借贷。事虽古，而理恒新。

　　而更需要深入思考的是，在这样的扶贫体制中，农民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？在政府包办的扶贫模式之下，农民仅仅是扶贫的工作对象。他们既没有参与到扶贫政策的制定环节，也没有参与到扶贫政策执行的监督环节。甚至在一些地方，贫困户的确定也未经农民商议投票。比如武汉的电视问政通报中就说，王礼富老人接到扶贫干部的电话，才知道自己是精准扶贫户。多么荒诞！

　　也就是说在一些地方，在整个扶贫流程中，作为最终对象的农民其实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的。那么作为一个被动接受者，他们会不会感觉自己只是干部完成任务的工具呢？也许想明白这个问题，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陈行甲的困惑。不过陈行甲给出的药方是“加强对群众的教育”，我想这还是用力方向不对。

　　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，将几千万人口脱离贫困，这无疑是一场壮阔的社会实践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这样富于创造性的活动，显然无法由顶层事先规定好一套模式，需要各地根据情况来探索。事实上，近三十多年来农村的伟大改革，都是基层最先实践出来的，最著名的就是包产到户。那么，扶贫这一关乎几千万农民的事业，是否也应该探索将主动权让位于农民自身。如果能够成功，也许解决的不仅是扶贫的难题，更会开启另一场农村改革。

　　最近刚刚读完《中国在梁庄》这本书，与作者感同身受的同时，不禁感叹好久没有人正视真实的农村了。陈行甲的文章呈现了基层工作中的矛盾和困惑，这也正是真实农村的一部分。问题比成就更能反映现实，思考比站队更有意义，所以希望“网红书记”陈行甲能继续这么生猛下去。